近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自觉意识。在受访学者看来，外国文学研究应进一步调整思路和方法，立足于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需要，切实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凸显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更好地服务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
随着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的显著增强，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苏晖将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化”界定为：中国学者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应带有中国的视角和眼光，既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作为研究对象的外国文学“原材料”，又要力求使这些材料凸显出中国性质、中国立场和中国特色。
事实上，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化”，是百年来中国学者的不懈追求。回溯既往，梳理外国文学学术史可以发现，学贯中西的老一辈学者钱锺书、朱光潜、王佐良、杨周翰等人切实践行“中国化”的学术研究工作，成绩斐然。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堪称坚守中国学术立场、贯彻中西文化互阐互释理念的典范之作。在中国革命文化发展的时代进程中，鲁迅既热情翻译和介绍优秀的外国文学文化，又旗帜鲜明地批评全盘西化的谬论，强调不能忘记本位，更不可被外来文化化掉。
借鉴外国文学终究是为了发展和丰富中国的民族文学，为了给世界文学百花园的发展提供中国文学的优秀资源。这是前辈学人留给我们的珍贵启示。立足当下，承接前辈学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薪火，新时代中国学人也应在推进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道路上勇毅前行。
学者们秉持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助推中国视角下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竞相涌现。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众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刍议》等系列论文，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出发，对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种种脱离现实生活的弊病进行了批判；强调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古今、东西方文学的关系，同时对一些偏颇理解文化自信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胡亚敏已结项的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对自主建构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工作作了富有开拓性的总结和梳理。而在全球化与世界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宁提出了“世界诗学”的理论范式，深入反思了西方语境下产生的文学理论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这些成果，有力地推动着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本土学术有效结合。
“在外国文学研究过程中，我们不能甘当外国理论和外国话语的注释者，试图用中国经验证明西方理论的正确或深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伟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西方文学理论是基于西方文学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不一定都适合中国文学创作实际。这就有一个利用、修正、丰富、更新并融入本土文化环境的过程。我们可以运用西方理论，但一定言说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把自身阐发到西方理论的文化逻辑和价值观念之中，导致丧失自我的主导性和能动性。中国特色必须源于中国立场、中国问题、中国话语、中国实践。
我国学者不仅要敢于反思更正西方理论之不足，还应勇于自主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学术理论体系。“总体而言，立足中国需求，体现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还极为鲜见。”这是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国清给出的判断。他坚信，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也应该构筑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建立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在外国文学研究过程中，中国的学者必须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审视外国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发出真正的中国声音。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朱振武借用王国维的“无我之境”道出了当下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研究者缺少自主意识，缺少批评自觉导致话语严重缺失，某种程度上的僵化和矮化，不知道批评的立足点和文学批评的旨归何在等。他建议，必须切实有效地拓宽研究视域，推进学科交叉和跨界融合，建构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批评机制。事实上，中国文学的创作发生、创作手法及其创作范式，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汲取自己的创作经验，表现自己的生活现实，对西方等国外创作手法和理论的学习都只能作为一种营养的补充和别样的借鉴。
世界因不同而多姿，文化因相异而添彩。正是基于文明多样性，单极世界和单一文化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当今时代潮流。正因为民族与文化的差异性，才需要民族之间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互见互补有助于彼此发展。
“外国文学研究同样需要在不同文化的比较视域中彼此观照，互识互补。” 在刘国清看来，研究外国文学不仅是为了了解外国的风情物貌与异域的各色人等，还是为了在不同文化中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包括在文学创作上的交流与借鉴。需要强调的是，外国文学研究离不开研究者自身的民族立场、国家立场与文化立场。他国文学界希望听到别样的声音，毕竟真正的学术交流，是为了能够分享到既有真知卓识、又有别于己的创见。
“外国文学研究，首先要有参照系和比较对象。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朱振武认为，我们对外国文学进行研究，参照系首先是中国文学；我们要想懂外国文化，参照系首先是中国文化。我们要有起码的文化自觉和批评自觉。李伟昉坦言，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本土文化立场是我们思考的起点与终点。我们自身所处的文化立场是触发思想的源泉和根本，思考只有根植于自身文化传统，才会有深度和意义。
国学大家朱东润的四篇《莎氏乐府谈》，是现存论述最细致、最早独立成章的完整的莎士比亚评论。朱东润高度评价莎士比亚的文学地位和艺术成就，其间不时体现出自觉的中西文学比较意识。例如，他把莎剧与司马迁的《史记》和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作启发式、联系性观照。通过深入研究朱东润《莎氏乐府谈》的价值意义，李伟昉提出，朱东润的可贵之处在于立足中国文学本位谈论莎士比亚。他一方面谈论着莎士比亚，另一方面又关注着中国文学，甚至中国的现实社会。《莎氏乐府谈》也再次证明一个道理：凡成大家者，必有勤学敏锐的智慧、学贯中西的视野、道义担当的情怀，以及坚守本土文化立场的思考。
在外国文学研究过程中，如何突显对话性成为焦点。在苏晖看来，应该倡导研究者不仅作为个体与前代学者对话，而且要开展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努力将中国背景和中国关怀作为研究外国文学作品的出发点和旨归，以彰显中国学者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在西方文学研究中，客观存在中国理论话语“失语”的尴尬境地，以及在批评实践中呈现的理论主张与批评实践脱节的状况。这一方面说明，我们运用西方文论时，无形中还深受西方理论思维的影响，缺少实质性的改造与反思，照搬挪用、依葫芦画瓢的情形较为普遍；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缺乏一套来自传统的、经过合理选择的、凝练成熟的批评理论话语。对此，李伟昉认为，我们要从理论层面有创造性地思考中国古典批评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辨析哪些古典批评资源能够实现转化，提出切实有效的话语体系和操作规范。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在致力构建中国特色文学批评话语体系方面越来越表现出可圈可点的理论自觉和创新气魄。曹顺庆提出的变异学理论、谢天振提出的译介学理论、聂珍钊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等堪称代表。李伟昉分析说，“差异性”的确立，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从原来法国学派的“同源性”、美国学派的“类同性”求同思维，推进到求异思维的学科理论的新构建，这是非常重要的。译介学理论与变异学理论，创造性地弥补了法、美学派的短板，开辟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个新领域。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创新话语，它们是对“差异性”研究的进一步细化与深层次探究，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构建的重要里程碑。
在外国文学研究过程中，还要有中国的理论立场，即以中国的理论研究外国文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国清一再强调，构建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特色理论和话语体系，要注重对既有资源的使用。中国大量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都是值得挖掘的重要理论资源。我们不但要从这些资源中探查理论，还要从这些资源中创生出理论，大力提倡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外国文学，逐渐建立自成体系的外国文学研究理论和话语系统，最终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理论和话语极为重要的一极。
中国有丰富的思辨性的文学理论，回望自身的文论传统弥足珍贵。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完整科学的体系和严密的组织结构，对文学的基本问题和各种不同文体的历史发展状况，做了详细的论述，体大思精，是一部思辨性的巨著。再有南朝钟嵘的《诗品》、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明代叶燮的《原诗》、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清代刘熙载的《艺概》等，都是对各种文学体裁相对系统的论述。“由于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偏见以及西方以重分析为特色的文学理论的传入，导致‘中国没有思辨性文论’的论调一时盛行，但这是缺乏考据和调研的盲目论断。”在朱振武看来，这种盲目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在关于文学理论的专题论文方面，我国古代也已形成体系，绝非“缺少思辨”。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就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的性质特点之关系、对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文章价值的评价和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朱振武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提出情韵说、风骨说、意境说、得意忘言说、逼真说和文以载道说，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小说理论家们提出的虚实说、传道教化、动机说、典型说、情理论以及细节理论等都影响深远。
毫无疑问，外国文学研究是基于自身文化立场所进行的跨文化文学研究。只有在思维上跳出对象国的文化模式，从本民族文化视角出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照研究对象，对对象进行客观的以及多维的解读，才能使外国文学研究根深叶茂。融通中西，积极回应时代发展需求，给当下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恢宏的学术实践场域，基于中国表达、世界眼光，尊重中西文化差异，注重学术创新“视域融合”，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